近代社会思潮缘何纷呈并起

吴雁南等四位教授主编的《中国近代社会思潮》（下称《思潮》）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分四卷，共200多万字，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力作，它突破了以往同类著作只写重点思潮和个别重点人物的框框。近代是中国大动荡、大变革的年代，思潮纷呈异起。各种各样的思潮竞相对近代中国这个历史舞台进行浸透和影响。其间有进步思潮、落后思潮；有革命思潮、反动思潮，它们各自的表演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。本书特点之一，就是对各种思潮都进行了深入地研究，揭示各种思潮的源流、互相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以及矛盾和斗争，为近代思想史的发展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。

《思潮》一书内容丰富，头绪很多，但重点突出。作者对诸多的社会思潮，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，对各种思潮的特点进行了科学的概括：“近代社会思潮的云涌风起，就总体而言，则是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之积极精神的高扬，努力寻求救亡图存，振兴中华，改造中国，走近代化的新路。”一般来说，主流思潮都是为探索这条“新路”而产生的。“新路”包括的内容，作者认为“爱国主义与改造中国相结合是中华民族走向新觉醒的标志。改革中国，走近代化的道路，包括把一个封闭、专制的农业社会改造成开放、民主的近代工业社会。”而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上。因此，作者十分强调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思潮，认为“爱国主义”是评价各种社会思潮的一个“标尺”。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以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为起始。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爱国主义，应包括这样三个内容，即抗击外国侵略、维护领土完整、独立；努力向西方学习真理，寻找救国的药方；发展民族经济。至于各种行牌的爱国主义，诸如笼统排外主义、维新派演变而来的保皇党、清末的国粹派以及他们的复兴古学主张等等也都标榜是爱国主义，这就要作具体分析了。这方面，作者对章太炎、康有为、严复的分析是有见地的。作者指出这三个人，都是“一代饱学之士”，都曾经“为祖国的进步事业奔走呼号。”他们的思想都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“闪烁着光辉。”但短短的几年间就“逐渐失去光彩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。”究其原因，作者指出：一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影响十分巨大；二是近代中国的运动大多受农民阶级的明显影响，农民是小生产者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，政治眼光狭窄。这两条决定着许多新思潮的倡导者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思想的掣肘，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或停止了脚步，或退了下来。这些人所标榜的爱国主义，就不是我们所倡导的爱国主义了。因为，按照这些人的路子去走，是不可能导致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的。至于笼统排外，不讲环境，不讲力量对比，一味固执，盲目主张和外国人开战的，如矮仁、刚毅等等，这些人也标榜爱国，实际上是误国。这些人的行为是不会导致富国强兵的。用爱国主义衡量各社会思潮的性质，这就为评判各种思潮规定了一个根据。这无疑是正确的。

除爱国主义思潮外，作者对启动各种思潮的源动力知识分子的分析也是深刻的，他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，以及这个群体在近代思潮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。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潮中，不论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，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，既经形成思潮，其核心人物必然是知识分子，推波助澜的也仍然是知识分子。而思潮的兴衰和影响的大小，关键还是知识分子的影响的结果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，从总体上看，他们是爱国的，常常因为忧国忧民而激发起他们崇奉某一种思想和主张，并为这种思想和主张去奔走呼号，去奋斗。同样的，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由于阶级局限和认识上的差异，同样也会启动违背进步历史潮流的思潮，即落后思潮和反动思潮。

正如作者指出的，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、演变和发展，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。”之所以值得研究，是因为这个群体是新的群体，是从封建知识分子中分解出来的。其驱动点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，是对封建王朝的改革的要求。因此，这个群体的产生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的。即如作者指出的，当时的“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、改造中国的民主运动的高潮，西学的广泛传播，新式学堂的兴办，留学生热的兴起，促进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。”由于这个群体一部分人极力主张学习西方、改造中国，他们的言行和主张就成为社会积极的导向。19世纪中叶，龚自珍、林则徐、魏源首起开眼看世界，提出并实践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，揭开了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序幕。自此以后，不论是洋务思潮、重商思潮、还是维新变法思潮、民主革命思潮，或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，揭旗者都是知识分子。作者指出，“一种社会思潮，通常由知识分子群体或精英发端，推向社会的一定层面，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思想运动。”知识分子们经受了中西文化撞击，并在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中看到外国资本主义有可“师效”的一面。他们的这个认识十分重要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势，已经不允许中国关起门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，要么，如日本、俄罗斯开门迎接资本主义潮流。要么，被殖民主义者用强力打开国门。中国所面临的是后者，先进的中国人，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在和侵略者的激烈斗争中，力主向西方学习真理，寻找救国的药方。这个历史特点在近代中国知识界中是普遍存在着的。正如作者指出的“中国近代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，特别是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，如民主主义、社会主义，都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。”换句话说，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，如果仍强调祖宗之法不能变，如果仍然不正视现实，强调关起门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，那都是不现实的。

总之，《思潮》一书内容、史料都很丰富，许多观点有独到见解，就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而言，确实是一颗丰实的硕果，对近代思想、文化，以至于政治、经济史的研究都有许多有益的启发。因此，《思潮》一书的出版是值得欢迎和庆贺的。